别登记造册。到第四天，他让人把刑房的几个老书办逐一叫到值房，单独谈话，谈完一个叫下一个。前面几个人谈完出去，走廊里没有声音，后面的人进去时也没有东张西望。他问的方式很直接：“这个案子是你结的，为什么没有写判据？”几个书办给出的回答各不相同，有人说“案子太小不用写”，有人说“当时忙忘了补”，有人说“前任就是这么教的”。

周继祖没有斥责，也没有当场处置，只是把每个人说的话都记在纸上，注明时间、经手人和答复内容，然后把记录收进案角的另一只匣子里。他转而做了一件事：在县衙大门外侧挂了一块木牌，上面贴着“案件进度公示”几个字，并在下方用细笔列出案号、承办人和当前处理状态，每周更新一次。牌子挂出来的当天下午，就有一个人站在牌子前面看了很久，然后进了县衙大门，问自己的案子为什么写了“待查”两个字，从去年等到今年，一直没有人来查过他。周继祖听了之后，调出那件案子的卷宗，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批条，批条上写的是“待证人到案”，证人姓名栏是空的。他问办案书办证人是谁，书办回想了半天，最终没有说出口，像是那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没被人写上去过。

他当天重新写了一封查访文书，发往证人的原籍，派人去查。这件事做完之后，他把刑房书办叫到跟前，说了一句：“以后每个案子，不管有没有结论，都要写明当前进度。写不清楚的，按延误公务记。”

良乡的驿站比县衙更早察觉到陈守拙在做什么。他到任不到半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告示：“即日起取消三成商役，改用现银雇佣运力。所需银两从县财政杂支余款中垫支，试行三个月。”告示贴出去的当天，驿站里就有人围在布告栏下看。三天后，良乡驿站的驿丞被几个本地士绅请去喝了一次茶，回来后跟陈守拙说：“陈大人，驿站的老规矩是征役，不征银子。您这么一改，商户倒是愿意了，可驿站的人不乐意——他们以前每年能收一笔‘通融费’。”

陈守拙合上手里的账册：“驿站的人不乐意，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断了。但驿站本身的运行费用，不会因此减少。商役取消之后，驿站要用现银雇人、买马、修船。这笔银子从哪里来？”他说完便没有再追问，驿丞也没有再解释。两人之间像隔着一道不需要翻过去的旧墙，各自知道墙的那边是什么，只是谁都没有先说破。

陈守拙没有当场处置任何人，也没有收回告示，只是按三个月试行期的安排继续推进，同时把驿站和县衙的旧档逐一调出核实。两个月后他发现，只要把驿站账目里的“杂支”清理掉，就正好能补上取消商役造成的资金缺口——那些缺口本来就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。他把账目摆给驿丞看的时候，驿丞没有接话，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合上，像是已经知道那里面写了什么。

锦衣卫的三份密报送进京城时，皇帝正在批阅别处的奏疏。他把三份密报先后看了一遍，然后搁在案上，对陈矩说了一句：“让他们继续干。让顺天府尹牵头整理下他们三个人的经验心得，大明的官场风气已经烂了，那就从最基层的县城里重新搞起来。根基不牢，地动山摇。。”

三份密报的字迹各不相同，但说的都是同一件事——三县的改革都遇到了阻力，三种不同的阻力。宛平是账目被胥吏捏在手里，大兴是案卷被旧规矩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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