吏姓郑，在大兴做了二十三年，周继祖问他“还有多少没结的案子”时，郑书吏随口答道：“大约七八十件吧。”周继祖让他把案卷都搬出来，翻了半天，发现真正的积压数比他说的翻了一倍不止。那些案子有的拖了三年，有的拖了五年，还有几件是隆庆年间留下的，原告的人名已经模糊了，被告是谁也查不出来了。大多数案子都是因为证据不全、证人不到、或者“不便深究”而搁在那里，像一堵墙上的缺口，慢慢渗漏，把整个县衙的司法体系泡软了。

还有一些案子结案了，但案卷上只写了结果，没有写过程——某案“已断”，但断的依据是什么、证人是谁、适用了哪条律法，一概没有。周继祖拿起其中一册翻到封底，发现纸页之间夹着半张拆开的年节帖子，折痕里还夹着几粒干透的碎米。他翻完那一册，合上放在一边，没有问“这是谁办的”，也没有让郑书吏过来解释。他开始一本一本地往下翻，像是在等那些案卷里的每一个名字重新浮上来。

良乡知县陈守拙面对的是第三类问题。良乡在宛平西南，距京城约六十里，是京师通往南方的第一个大驿站。良乡驿是“天下第一驿”——“良乡驿，统环畿驿传之纲”，往来客商、驿使、差役都要在此歇脚换马。全县的驿卒、驿马、驿船开支占了县财政的大头，来往官员按例由县衙招待食宿，一年下来光是“上司过往供应”一项，就能吃掉县财政的三成。商役更是压在良乡百姓头上最重的一块石头。商人被无偿征去为驿站服役，出车、出马、出人，一应全包，不但不付钱，还得自贴路费。商贩不愿走良乡，良乡的商税自然收不上来，县财政又进一步恶化，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。

锦衣卫的密报从三个县分别送进京城，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三天。皇帝看完三份密报，没有批示。三份奏报并列搁在案角，各隔着半寸——一份是账目，一份是案卷，一份是驿路。像是三个各自不同的谜面，等着同一把钥匙来解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三份密报叠在一起，放进了御案右侧的匣子里，然后对陈矩说了一句：“让他们自己先干三个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