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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末，大兴县衙后堂。

窗外的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，几片枯叶被风卷进来，落在门槛内侧，又顺着门缝滑出去。后堂里没有旁人，周继祖面前的长案上摊着三十多份卷宗，分作两摞。左边那摞纸页泛黄、边角卷曲，是隆庆年间的旧案；右边那摞纸还新着，是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三年的案子。

他把两摞卷宗并排放着，一本一本地翻。翻到某一页时停住了，又往回翻了几页，然后翻到对面那摞里找同一类案件的记录，像是要在一堆散落的碎片中摸清一个整体的轮廓。他这样来回比较了一整个下午，书办在廊下站了两次，见他没有抬头，便没有进来，又退回了值房。灯点起来的时候，他把两摞卷宗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，得出的结论跟白天一样。

他把刑房的老书办叫来，没有让他坐，也没有绕圈子：“隆庆年间的案子，卷宗里写了什么？”

老书办想了想，答道：“隆庆年间的案卷比较全——原告的状纸、被告的辩词、证人的口供、知县的判语，都有。”

“那万历二十年的案子呢？”

老书办沉默了一下：“万历二十年的案子，有些写得不全。”

周继祖没有追问，翻开其中一件案子的卷宗，把最后那页纸亮给他看：“这个案子的判语，只有四个字——‘依律断之’。依的哪条律？断的什么刑？没有写。”他又翻到另一件，“这个案子没有判语，只有一行字——‘原告撤诉’。原告为什么撤诉？谁劝的？有没有文书？全没有。”

老书办没有回答，但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并拢了一下。

周继祖把两摞卷宗往前推了推：“隆庆年间的案子，卷宗写得很细。近三年的案子，卷宗越来越薄。有些案子只有结论，没有过程；有些案子连结论都没有，只有一个‘待查’。你在大兴刑房做了二十多年，你说说——为什么越近的案子，卷宗越潦草？”

老书办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时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：“大人，以前的案子少，一个县一年也就几十件。现在案子多了，一年上百件，书办顾不过来。能结的先结了，结不了的先放着。卷宗写得细的，是认真办的；卷宗写得粗的，是应付着办的。但应付着办的，占了一大半。”

“应付着办，是谁让应付的？”

老书办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张了一下嘴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周继祖说：“大明律例，县衙是第一审级，全县所有案子都要从这里开始。卷宗不全，上级复核就无从查起。百姓输了官司，想申诉也找不到依据。你在大兴做了二十多年，你应该知道——卷宗是写给谁看的。”

老书办说：“大人，老朽知道卷宗是写给上面看的。但上面催的是结果，每次考核，问的都是‘今年结了多少案子’，没人问‘卷宗写得全不全’。书办也是人，上面催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。长久下来，过程就渐渐没了。”

周继祖没有责备他，只让他退下了。老书办走后，他一个人在灯下把那两摞卷宗又翻了一遍。隆庆年间和今时的案卷差别很大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到刑房值房门口站了片刻，没有进屋。里面只有两个书办伏在案头抄录旧档，没有人抬头。他也没有出声，只是看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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